[关键词]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人民群众；革命精神；伟大斗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一，写于1848年底至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至11月1日，原是为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连载文章，后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为其写了导言。马克思写这本著作时，正值欧洲革命失败、法国革命处于低潮。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展开研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法兰西内部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其政治态度的决定作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辨析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影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重要论断，指出建立革命同盟军、工农联盟以及确立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定立场排除万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是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重读这本著作，对于我们党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征途中，坚定斗争意志、坚持正确的立场方向原则、提高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历史透视：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19世纪中期的欧洲，民主与专制对立、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矛盾滋长、自然灾害与经济危机不断爆发，革命之火一触即燃。1848年发自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革命迅速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德意志、法国、奥地利、匈牙利诸国。这场几乎涵盖了全欧洲的大革命，撼动了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法国是阶级斗争的典型国家，其阶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在整个欧洲大革命中具有典型意义。马克思通过对1848年至1850年期间法兰西阶级斗争原因的透彻分析、革命性质的精准界定以及革命动力的深刻揭露，为当时正处于懵懂状态、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书写出了一篇战斗檄文。
（一）无产阶级必须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中才能消除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政治事件的根本原因最终还是要追溯到经济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远动是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因。当生产力发展严重受到生产关系的禁锢之时，就是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打破陈旧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时刻。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2]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根源即在于此。为了消灭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一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陈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4]。
在撰写《法兰西阶级斗争》过程中，马克思从未间断过对法国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以及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对比和探究，并据此明确了两起经济事件是巴黎二月革命爆发的导火索：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以及1847年的物价腾贵；1847年英国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6年延续至1848年的欧洲农业与工业双重叠加的经济危机，给法国人民带来瘟疫一样的灾难：生产被破坏、商品流转困难，资产阶级中的小杂货商小店主破产，工厂倒闭无产阶级大量失业，农民的起码生计困苦不堪。革命的根源要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5]。经济危机的肆虐蔓延，加速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6]这也就验证了为什么巴黎二月革命胜利后，革命斗争并没有趁势愈演愈烈；而是在1849年尤其是1850年法国工商业繁荣发展势头下，革命高潮被逐渐打消。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7]如果说1849年至1850年法国市场上表现出逐渐加强的工商业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尝试，那么在同一时期农民与无产阶级在同一作用力“资本”的剥削下所承受的生活困苦则是酝酿着新的革命的温床。“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8]农民物质经济条件的逐渐落魄、小资产阶级生存境况的逐渐恶化，直接导致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这种尖锐化客观上加速了他们向无产阶级靠拢、并最终助推无产阶级从扮演起义者和牺牲者的角色走上前台去担当革命的主角。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生存环境的每况愈下以及无产阶级被资本剥削程度的日益加深，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呈现经济繁荣景象的对立，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
（二）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的阶级斗争中才能练就出坚定的革命品格
马克思通过对法兰西阶级斗争过程的梳理、对法国内部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的揭露，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属性特征的戳穿，号召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9]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段曲折复杂的欧洲革命史，并没有如马克思最初所预想的那样很快爆发伟大的决战、“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10]，而是历经百态却又不断回到原点。然而，“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11]无产阶级只有在一次次阶级斗争中才能品尝到革命的味道，才能促进自身的成长成熟，才能练就出坚定的革命品格。
法兰西工人是在“建立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中逐步走上阶级斗争道路的。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二月革命过程中，革命队伍由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组成。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和金融阶级分享政权为革命目的形成鲜明对照，工人群众以推翻封建王朝并以此推翻资本统治为革命目的。革命目的的不同造成革命品格的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消极妥协动摇、临危而退；而工人群众队伍斗争坚决誓死抵抗、并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工人阶级对“理想共和国”的幻想导致革命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资产阶级对权力对财富的剥削本性暴露无遗。对于无产阶级而言，革命没有带来全新的解放，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争”。然而无产阶级就是从这一时刻起，备好了“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党走上前台，走向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的对立面。
六月起义的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是被奴役的工人阶级在资本的强力压榨下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发出的怒吼。尽管因无产阶级尚未达到有能力以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地步而导致起义的暂时性失败，但六月失败给资产阶级的打击是空前的也是致命的：不但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力量，而且使法国的一切都变得透明化了。六月失败，资产阶级专政的实施，使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化，而这无疑会推动其越来越紧密地向无产阶级靠拢；六月失败，使整个欧洲识破了法国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内战而无暇顾及外围、对外只能保持和平的秘密；六月失败，最重要的是在欧洲树起了革命的旗帜——红旗。无产阶级在充满希望又裹挟着失望的一次次大起大落的革命中，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只有拿起武器，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摆脱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生存无望状态。
二、理论启示：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成长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马克思在对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原因、性质及影响进行全面梳理、对法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进行详尽分析过程中，始终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初期，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主体是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势力分散无法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在六月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逼迫下被动起义，加上小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帮凶，以及来自国际的强大压力，才导致斗争失败。然而六月革命的失败却在客观上促使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目标和任务，同时在接下来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以及其实行的残暴统治下，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意识到若要争取生存权利唯有向工人阶级靠拢。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凝聚、逐渐形成壮大的革命力量。尽管法兰西六月革命迎来的非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反而换来了暂时的“历史倒退”；但是，正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称道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2]
首先，在革命初期，人民群众就展示出强大的力量。在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深刻总结过程中，马克思称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当然意指革命期间各阶级虚幻的利益一致性，表面祥和实则暗涌矛盾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二月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夹杂一部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共和派只不过是带着和金融贵族分享权力的目的而参与其中的最羸弱的力量。最后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篡夺暂且不论，单就七月王朝的封建统治被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替代。这一历史进步，已是人民群众奋起抗争的结果。
其次，随着革命的进行，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慢慢崛起。在对1848年六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中，马克思称六月革命是一场“丑恶的革命”。面对工人阶级一再坚持劳动权的倡议，资产阶级共和国撕开“自由”“平等”“博爱”的虚假面纱、暴露真实面孔，对工人阶级实行大规模血腥镇压。在生产资料仍被资产阶级占有、雇佣劳动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仍然占有主动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六月起义宣告失败。对六月失败原因的总结，除了经济上法国资本主义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发展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相比较之下无产阶级发展落后、战争起来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对手；以及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尚处于幼年发展阶段，没有完善的革命理论以及系统的路线方针做指引，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属于空前的强大之外；马克思着重指出了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挑唆下成为资产阶级镇压起义的帮凶，更是加大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阻力。这也是无产阶级发展还不够成熟、人民群众尚处于涣散阶段的表现之一。然而，六月失败使无产阶级终于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从此明确了革命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念：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消灭资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统治野心以及对劳动奴役的本性的暴露，使得先天集软弱性、摇摆性、自相矛盾状态于一体的小资产阶级，最终将随着生存境况的恶化向无产阶级靠拢。这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联合起来了，革命队伍在壮大。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3]。
第三，随着革命的持续，人民群众的作用日益凸显。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大卫·拿破仑以600万票的压倒性优势战胜了仅100万票的共和派代表扫罗·卡芬雅克。马克思称其为“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农民起义的日子”[14]。拿破仑的完胜是一场农民对外宣布的战争，小资产阶级眼里的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大资产阶级大多数人眼里的与威胁自身的集团的公开决裂，无产阶级眼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溃败、六月胜利的无效，这样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15]。是人民群众，将拿破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历史的发展自然有它自身的存在规律，但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历史的轨迹终究会在“现实的人”的推动力下沿着有利于人的发展方向驶向远方。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定会有特定的大人物出现。正如马克思肯定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6]。而这个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名字，而是代表着一定利益和要求的集合体。就像大卫·拿破仑是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甚至军队的投票中获得选举的胜利，他就成为了当时法国能够“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17]；尽管事实上，他只是“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拿破仑在总统选举中的获胜是人民群众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随着革命的深入，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全显露出来。1849年6月13日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的新山岳党掀起的维护宪法的和平示威运动失败，坚定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的决心。马克思通过揭露承受苛税和暴政的农民阶级与处于水深火热的工人阶级的剥削者都是“资本”，指出农民必须“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18]，提出了伟大的“工农联盟”革命思想。这样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联合起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加入使得革命队伍愈加壮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酝酿、在升温。马克思通过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不断地揭示出：真正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是承载着历史压力却又担负着历史正义的、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显现达到和谐统一的人民群众。
三、时代影响：新时代中国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9]“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应用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处于对旧事物的不断否定、同时不断创造出新事物的螺旋式进步上升的过程。这种“否定—创新—再否定—再创新”的发展过程，是因为有一个根本性推动力始终贯穿其中，即矛盾的存在。而有矛盾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斗争。
（一）伟大斗争继承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与伟大革命在“长期性”认识上保持一致
巴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是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所不具备的；因此工人阶级在革命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群体所能取代的。在革命成败的大起大落中尤其是六月革命失败带来的惨痛教训，使工人阶级终于意识到消灭资产阶级制度、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马克思起初对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20]、“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21]。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法兰西内部各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浮出水面，马克思与恩格斯警觉地发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22]，资本主义生产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尚处于快速上升发展时期，对工人阶级革命需要重新审时度势、耐心客观地进行思考：“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3]。然而，1848年以来法兰西逐渐繁荣的经济发展趋势，已经在昭然若揭地表明，工人阶级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只能是“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24]。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劲头十足、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强大，加上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网错综复杂以及工人阶级发展尚不成熟，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内部各综合因素注定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但是无论是二月革命推翻的七月王朝，还是二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抑或是农民亲自选上来的总统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无一例外都是凌驾于贫苦的人民群众头上的剥削者、奴役者。认识到这一点，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进行到底的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5]。新时代中国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从中国国内国情发展来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会有更多的新的矛盾一一凸显，新任务、新需求的不断出现对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提出更多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战准备，以打赢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其次，从国际发展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斗争形式层出不穷。随着世界发展局势的大变革、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更加隐晦的新姿态不断呈现。多边贸易规则不断受到威胁导致国际规则不停地受到冲击；单边主义抬头趋势频发导致多边机制频频受到挑战。尤其是，随着美国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发展态势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千方百计地从中国企业、技术输出、科学技术等方面挑起事端制造机会干涉并遏制中国发展，出尔反尔地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应对重大挑战，发扬斗争精神。”[26]中国始终本着“人民利益至上”的发展原则，不只是针对本国人民，对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发展的人民亦如此。对于始终致力于国际秩序的维护、多边主义的践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中国，这些国内国际局势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决定了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
（二）伟大斗争继承了“坚定立场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与伟大革命在“复杂性”认识上保持一致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法兰西从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至1852年12月波拿巴确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是一段非凡的阶级斗争史。马克思在此期间，由最初的对革命胜利的盲目乐观、转变为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当时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无产阶级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系统的革命纲领、革命理论以及政治路线的指引；资产阶级只有在争取自身权力与利益最大化时才会加入战争且在革命胜利后会第一时间转而反扑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力量，并最终成为工人群众最直接的敌人、最反革命的力量、最终的革命斗争对象；小资产阶级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左右摇摆自相矛盾，从成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附属革命力量、到作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帮凶镇压革命、再到向工人阶级革命力量逐步靠拢，体现其只是单纯地想要捍卫一个理想模式的革命不彻底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同样，始终处于被资本压迫和剥削地位，但是始终缺乏革命勇气与革命意志，在拿破仑选举总统时期将自身阶级利益寄托在代表过去革命传统的某个历史人物身上，然而拿破仑总统上台后暴露出保皇派资产阶级阴谋，愈发沉重的赋税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利益角逐致使农民阶级生存得不到保障，最终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所以无产阶级必然成为革命的首脑，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7]。马克思通过对法兰西阶级斗争期间各阶级的革命性与反革命性的本质分析，对各阶级之间相互牵制关系和利益争夺的详实描写，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精准把握，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复杂性特征的同时，凸显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立场和万众一心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28]。新时代中国进行伟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9]。新时代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时期，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时刻。全党要“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30]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的复杂性，来自国内的压力既表现在对促进国家发展执政能力、对防腐败防利诱能力的考验，又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对应对市场经济风险能力的考验，也表现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对人民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上；更突出的是来自国际的压力：是否经得起外部环境对我国团结发展的考验，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文化以及价值观的渗透。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愈发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愈发感受到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斗争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31]。中国伟大斗争的复杂性恰恰使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练就高效应对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
（三）伟大斗争继承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与伟大革命在“艰巨性”认识上保持一致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初期，马克思通过对法兰西阶级状况的系统考察了解到，金融贵族是资本发展的支柱，工人阶级只在巴黎拥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而在法国外省各地，它却“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32]所以，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构成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微乎其微，斗争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到了六月革命期间，工人在“饿死”与“斗争”之间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体现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然而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逼迫下被动发起六月起义，这一点足以说明无产阶级还不具备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能力。此外，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宁愿向外来势力投降、也决不把国家权力交给无产阶级，致使无产阶级遭遇外来的强大压力。这也是马克思提倡最大限度地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3]的其中一部分寓意所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夺取，首先要壮大自身队伍建设以增加战斗力量：“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34]工人阶级受资本的残酷剥削压榨、经济贫困地位低下、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工商业的暂时繁荣、资产阶级力量的庞大形成巨大反差；加上反革命势力集团之间的相互勾结、更是加大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艰巨性。然而无产阶级斗争虽然艰巨，却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即便是革命失败，也在为无产阶级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做准备。随着革命任务日益明确、革命方向逐渐清晰，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斗争本领逐步提高，成为一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革命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我党领导干部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35]。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伟大斗争艰巨性的认识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36]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面对国家发展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克服重大阻力，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39]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做到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而时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党必须具备应对来自各方挑战、战胜各种各样风险的勇气和信心，能够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挺进深水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发展现状；我们党必须具备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能力、时刻自我革命的魄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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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喜平为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延曼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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