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入门教材，它详细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思想材料、理论基石，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力回击了杜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工人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读这篇光辉著作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需要，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树立实事求是学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以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为标志，社会主义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这长达500余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呈现为一种空幻的想象，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它才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实属不易。但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称的杜林，却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和工人中散布“高超的胡说”，企图扭转理论的逻辑，把社会主义由科学变回到空想。为了回击杜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歪曲，恩格斯受友人之邀编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光辉著作详细地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力回击了杜林的“体系”，对于当时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在新时代条件下重读这本著作，对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材料 
科学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从思想史角度看，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已有的思想材料”。在500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横跨4个世纪、历时300余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其中，16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多以文学、游记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社会的矛盾冲突，经常用生动的语言来表达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新社会的向往。而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总是 依自然法为据，批判违背自然法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符合自然原则的新社会大厦。这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与此相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并未确立，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尽管每一次斗争期间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的独立的运动，但尚不能成为主流运动。所以，这时的理论也只能限于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大都以启蒙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平等”“正义”是其理论大厦不可缺少的构建材料。然而，当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统治、资产阶级国家确立之后，人们旋即发现“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有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这个“理性的王国”并非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王国。于时，一些社会智士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要求，并且用行动宣誓自己的诉求，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到19世纪初，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出现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在西欧国家的确立，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开始暴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显现，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应运而生。尽管他们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其历史进步意义显著，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克服了其历史局限性，创造性地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科学地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的许多历史进步因素。第一，朦胧地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永恒存在，必将被新社会所替代。傅立叶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 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所谓文明时期就是指16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看到了“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指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3]，其最终必将走向灭亡。这一思想既包含着辩证法思想，也包含唯物主义成分，并且直接将辩证、唯物的思想运用到历史发展之中，初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第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弊端进行尖锐的批判，有些批判直接指向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近乎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矛盾解决的正确途径。圣西门“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困的阶级”，他天才地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4]傅立叶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称为“多血症危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危机是由过剩引起的。欧文认识到“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革的三大障碍，提出“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5]这与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理想社会的思想仅差一步之遥。
第三，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中，详尽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新景象，这些描述尽管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包含着闪耀的智慧之光。圣西门宣布未来社会“人人应当劳动”，由实业家进行领导和统治，必须把“游手好闲者”排除在外；他还大胆地提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6]，明白表达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傅立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进步思想；欧文以实干家的精神致力于共产主义实验，组建“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劳动市场”，减少工人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福利，进行慈善事业，组建全国工会，提倡人的尊严，举办幼儿园，“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7]。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描述未来社会时，都普遍认识到理想社会应该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之上，更应该对生产、消费等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避免出现周期性的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准确揭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依然是唯心主义，永恒的、抽象的“理性、正义、自由”等启蒙思想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历史的重要工具。例如，圣西门在看待经济问题时，认识到工业生产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在谈到如何把学者和工业家结合起来时，却借助于神秘的宗教，企图用一种“新基督教”来“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8]，并以此来建立社会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傅立叶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个过程，富有辩证法的思想，但这种辩证 
法与黑格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根子上还是“思想”的辩证法。欧文虽然以共产主义实验而著称，但他更著名的称号是“慈善家”，想要通过塑造新道德、培养人性来改革资产阶级旧社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他们比启蒙学者进步的地方在于认识到以启蒙思想为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9]。
第二，客观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但把这种对立仅仅看作是社会经济现象，把无产阶级仅仅看作是一个值得同情的阶级和社会发展被动力量，没有真正找到实现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体。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到阶级的存在，但他们区分阶级的标准比较混乱。例如，圣西门经常用“游手好闲的等级”“第三等级”“特权等级”“劳动者”这些词语来划分社会阶级，但他所说的“游手好闲者不仅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用工人，而且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10]恩格斯恰如其分地评价说：“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11]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但并不认识无产阶级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力量。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阶级力量，正是空想主义者的“空想”所在。
第三，关于实现未来社会的方式还主要局限于理性的演进和社会的逐步改良，醉心于经济合作，对于政治革命普遍持排斥的态度。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12]圣西门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但他认为那是一个“恐怖时代”；傅立叶强调历史的自然演进，欧文重视共产主义实验区的模范引领，同样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所以，他们把理想社会实现的方式要么寄托于有财产和教养的人的身上，要么寄托在天才人物的身上。他们认为理性和正义的王国之所以还没有实现，是因为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到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正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13] 
总之，“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14]。空想社会主义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对于启发当时工人的觉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但空想社会主义并未同历史的发展共进步，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矛盾已经充分显现，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它还要再不识时务地去影响工人，自然沦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学说而被历史所抛弃。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理论的构建如同大厦的构建，不仅需要有建筑材料，还需要有建筑学理论指导。空想社会主义是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材料，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则使把这些思想材料构建成思想大厦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处于空想的历史时期，也是哲学还没有走出“头足倒置”和政治经济学还没有走出剩余价值被利润所遮蔽的时期。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15]。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16]说“恢复”是因为，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只是到近代，由于对自然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机器在生产中运用观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才占据了哲学的主流。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观察越是深刻、积累的经验越是丰富，就越能清晰地发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根本解释不了事物的存在，于是黑格尔哲学便产生了。黑格尔哲学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7]然而，可惜的是“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18]这表明黑格尔的体系是一次巨大的流产，虽然它发现了辩证法，但却丢掉了唯物主义。在批判近代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新的事实出发对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9]唯物史观的发现，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时，在批判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发现：在雇佣劳动条件下，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却是工人的劳动，而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劳动力的价值，高出的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高出的这一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隐蔽着的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据。
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理性王国”，如同任何社会一样，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产生也必然走向灭亡。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是建设新社会的力量。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0]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1]在这里，“现代社会主义”既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考察”的社会内容完全一样，但“考察”的理论结果一个表现为空想，另一个表现为科学。理论性质上的天壤之别，根源于考察社会方法上的天壤之别。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基于下述原理来考察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即“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为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2]循着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必然由此决定的阶级关系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一，资本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在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状态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消费，交换只是偶尔发生的现象，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场所有限、生产力水平低下、交往范围狭隘。在摧毁这样的中世纪小生产，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形成强大生产力的过程中，资本是强有力的杠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要求摆脱一切的特权羁绊，它同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世袭制、人身依附等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在摧毁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中，资本同样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最终把人的解放从“人的依赖”水平提升到“物的依赖”的高度，并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资本的革命性作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普遍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随着机器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大城市的广泛建立，交换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二是扩大了世界交往，使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在资本的驱使下，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日益便利，商品的价格更为低廉，这一切都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发，到处安家，最终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4]。正是在资本推动下，世界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都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被裹挟进资本全球扩张的浪潮之中。
共产主义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5]资本这两大历史作用发挥得越是充分，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的基础就越是雄厚。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一味地从道义上谴责资本，而是运用历史的、唯物的视角来对待资本，充分肯定资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作用。
第二，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资本的革命作用是与资本的社会化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有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26]毫无疑问，此时的生产目的也不是为了生产者自己或家庭消费，消费也社会化，商品交换关系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关系。资本的社会属性——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产品、消费的社会化——要求把资本当作一种社会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于是，在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便形成了一对内在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这对矛盾暴露得还不充分；当社会生产从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发展到狂飙猛进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就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对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27]；在生产中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8]。这种对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得日益紧张，冲突不可避免的就要到来，这时“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29]。这就是早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多血症”的表现，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资本私人占有的反作用，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没有能力继续驾驭它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就不得不为资本的社会化属性寻找出路。于是，到了19世纪末期工业商业中便出现了股份公司、托拉斯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形式。股份公司、托拉斯、国家管理生产的形式，是对资本社会化属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被迫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私人占有性质，也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所以，私人资本以社会化形式的表现，只能为下一次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危机暴发积累条件。
然而，私人资本以社会形式表现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相反，它表明：一方面资产阶级“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30]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占有、托拉斯占有、国家占有等虽然不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31]，为生产资料和产品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开辟了道路。
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不是出自哪个天才人物的预言，也不是出自哪个慈善家善良的愿望，它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当资本私人占有的外壳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无法容纳自身所创造的财富时，它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灭亡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它肩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建立无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资本的统治地位是在消灭分散的、个人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过程确立起的，这个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过程的结果是：一方面是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另一方面是劳动者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成为真正的无产者。资本只有找到可以雇佣的劳动力才能生产，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只有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维持生存。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它既不是阶级仇恨的产物，也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反映，是经济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
资本力量的增长是与雇佣劳动力量的增长成反比的。资本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总是在不停地在采用和改进机器，而每一次机器的改进都使劳动者受到排挤，在机器旁边形成了一批“超过资本雇工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32]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生产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的生活资料，工人受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奴役。机器越是广泛地采用，工人就越是更多地失业；不变资本比例越是提高，用于支付工人劳动力的工资就越是减少；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工人受剥削的幅度就越大、受压榨的程度就越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3]两极分化成为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随着资本力量的增加，套在劳动者脖子上的绞索就拉得越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日益要求把资本当作社会的生产资料来看待，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无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社会化生产力，同时，还产生了运用这武器的人——现代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即“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34]
第三，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通过社会化生产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最终使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这一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但是，“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35]这样看来，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只是恢复了财产的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最后而又最完备的私有制表现形式，不是被消灭的，而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能够避免现存制度下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与破坏，消除资本家对社会财富穷奢极欲的挥霍，为全社会节省物质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消灭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广阔的前景，“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6]，把人的解放提到“个性自由”的新高度。
从未来社会的特征来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就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无政府状态将会消除；生产目的也将发生从追求交换价值到满足人自身需要的根本性变化，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将不复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将最终确立，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实现人的本质的需要；阶级和阶级对立因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消失；“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37]，国家将自行消亡。
从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状态来看，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真正成了社会关系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8] 
四、赋予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一文给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清醒，自觉同各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作斗争，保证中国道路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之作《共产党宣言》，就是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幽灵”污蔑的斗争中、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中构建起来的，《共产党宣言》直指“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痛处，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社会主义是想挽救他们行将失去的或者已经失去的地位，企图把历史重新拉回到过去，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其本质是反动的；揭露“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是妄图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修修补补，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永恒存在；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存在，在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暴露、阶级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还看不到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只能降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水平。正是在同这些思潮不妥协的斗争中，《共产党宣言》揭示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确立起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
即使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之后，还不时出现企图扭转社会主义科学性的社会思潮。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斗争捍卫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巩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政党倾注大量的心血，亲自指导党纲的制定，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武装全党、教育工人。此时，“杜林先生突然以社会主义行家兼改革家的身份”[39]，从哲学世界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方面向马克思主义提出全面的挑战。“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恩格斯在友人再三请求下开始全面清算杜林的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了《反杜林论》的光辉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严厉批判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循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杜林体系”对杜林主张进行了逐一的批判，在批判中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创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果没有对“两个凡是”极“左”思潮的彻底批判，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难以恢复，僵化教条的思维就难以去除，更难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那样也就根本谈不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同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发展的，苏东剧变、世纪之交之时，关于“反和平演变”应不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关于我国如何进行对外开放的问题，关于新社会阶层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等，都冒出来了。面对这些问题，“左”右之争言论激烈，党中央正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世纪，并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的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改革发展稳定形势复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国际国内问题的交织在思想领域反应剧烈，我国面临的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表现突出，像极“左”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极具代表性。
极“左”思潮的标准画像就是“今不如昔”，经常拿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差距扩大、伦理道德低下、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问题说事，唉声叹气，企图回到过去。这种思潮几乎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翻版。民粹主义思潮有一个强大的外表，却有一个极其脆弱的心，在对待外部世界时妄自尊大，认为谁都不如自己，在对待自己时极度膨胀，只看长处而掩盖短板。这种思潮活在幻想之中，要么骄傲地自我欺骗，要么总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来绑架别人，这是当前我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障碍。自由主义思潮总是挥舞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抽象口号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偏执地认为世界的发展就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它所主张的模式，用所谓的“普适”来否定特殊的国情，凡是与它不一致的都要进行诱导、打压、甚至颠覆，是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严重影响、干扰、阻碍、侵蚀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必须看清其本质都是要歪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因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就是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中国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颜色。
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有把经济生产搞上去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浓郁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色彩，这是在经济不发展、物质财富缺乏条件下推行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0]在贫困的海滩上偶尔会出现海市蜃楼的社会主义幻觉，而决不可能建立起牢固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厦。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41]正是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必须深扎于现实的物质经济事实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果断地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胆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生机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社会主义奠定在坚定的经济发展之上，找到了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还不高，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弱项还需要补强，建设创新型国家还任重道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还没有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也绝对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步伐也绝对不能停滞。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为此，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二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发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各自的作用，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合理用好“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42]，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就必须使各项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培育好、维护好、发展好“物质的经济的事实”这片沃土。
第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人民，激发人民群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从广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促进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促进社会主义实践从自发状态向自觉阶段飞跃。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作《共产党宣言》就是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工人组织而起草的，它以鲜活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工人阶级能够明白的道理，极大地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激荡起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建立，无疑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4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根据《反杜林论》编辑而成的，而《反杜林论》起初是一部纯学术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性著作时，恩格斯颇费精力地对此进行了大众化改造：一是“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二是“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三是保证内容“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出版发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清除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错误思潮，扩大科学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中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这本书也成为了共产党人必读的科学社会主义入门教材，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流行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他们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用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二是讲大众可以明白的道理。这两条，对于我们改进学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马克思主义不是神秘主义，它讲的是“现实的人”自己的事情，只要把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给群众讲清楚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会理解马克思主义。华丽漂亮的词藻，华而不实的语言，哗众取宠的态度，不仅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会伤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学习、研究、宣传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不断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要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树立起实事求是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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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24][25][35][40][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1，405，404，166，415，166，38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4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作者牛先锋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逊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