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的经济思想史，就是秉持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是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历史。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如涓涓细流在中国知识界流传开来，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在最前列。1899年，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学》，是中文最先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及其思想的著述，该著作就是从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切入的。1903年，上海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田岛锦治的《最新经济学》和福井凖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的代表性著述。《最新经济学》对“共产主义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说作了粗陋介绍，认为“共产主义派”经济学说“主张废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仅言土地及资本可为共有。其他享财产皆许其为私有者也”。《近世社会主义》提到马克思“讲究经济上之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社会主义”，与这一“新社会主义”相比，此前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英法两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的学理”与“儿戏的企图”罢了。《近世社会主义》评价《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为一代之大著述”，并评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几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自由贸易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介绍和评价比较粗浅、简陋，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许多理论观点也只是在对日本学者相关论述编纂迻译的基础上形成的。之后，又经过近20年的演进，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逐渐形成。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生成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强劲的思想潮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中国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主动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开始萌生。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分“上篇”和“下篇”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作出阐释；“下篇”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学说作出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李大钊提出应“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他“略说一说”的结论是：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认识，同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观点正相耦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改造中国社会为主要任务，政治经济学被视作探寻“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1922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这两大精神，“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他认为，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革命“实际活动”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表现。
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理论自觉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赴苏俄考察，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政治经济情况的通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瞿秋白提出：“‘我们’要能解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这实际上是瞿秋白联系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党的二大以列宁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人民的主要反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是在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中上升为历史自觉的。
历史自觉体现为深邃的历史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19年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深邃的历史情怀渗透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全过程，也渗透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全过程。
历史自觉体现为深刻的历史观照。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始终同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同行，发挥着理论先导作用，成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指南。百年来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照。
历史自觉体现为强烈的历史担当。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中，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列为首要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内在禀赋。从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合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性质作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及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及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作出系统论述。
第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发展的道路；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开启之前，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等。
第三，从1978年至201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结构和体系。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次实现创新发展。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境界。202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再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蕴。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形成的经济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而且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是继承性创新，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获得的创新性的理论发展。比如，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继承中，得出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创新，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国外各种经济思想中有价值和可借鉴成分的吸收，注重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化和发展，实现多方面思想资源综合而成的创新。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既有作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也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转化和发展。
这里讲的“理论创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比如1978年，邓小平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解读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从中发掘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源头。二是指完全以中国的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的现实为根据，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比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的理论创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阐释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独特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走出了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独特的过渡时期理论；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提出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发展战略、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则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艰辛探索的思想凝练和升华，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理论框架上分作三大板块：第一，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立场。第二，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关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柱石。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方法。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新的开创性探索。在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系统谋划和精心部署中，习近平总书记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重于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这是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要提升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是要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自主能力。四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五是“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在新发展阶段，要着力处理和解决好诸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城市化战略，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问题。这些战略和战术是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